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深远，令人感慨。它背后的故事如此离奇，又令人疑惑。

　　众所周知，逮捕“”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伪造了的“临终嘱咐”，那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召集人”和“成员”在后来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个别事实有出入。他们的叙述可以证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

　　综合社论起草者的回忆，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

　　由于缺乏资料，笔者未找到1976年6月中央电报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体刊登“按既定方针办”的那期新华社《内部参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论起草者当时用《内部参考》核对过“按既定方针办”。当然，《内部参考》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也有一个来源问题，从时间上推测，很可能源于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于7月30日晚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召集人”和“成员”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关系。

　　按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不应在计划工作座谈会，应在那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这句话的呢？原线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在场，其中王洪文、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

　　毫无疑问，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难道或谷牧修改了的指示？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人们很快就知道了真相：“”篡改了指示，并把篡改的话当做临终嘱咐。“伪造说”流传甚广，传播至今。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拿着凯发在线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即是传达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整理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示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