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行行长在公开场合不断强调，中国经济应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与黑天鹅、灰犀牛一样，这也是一个象征经济崩溃的悲观名词。那么，中国到底会不会迎来“明斯基时刻”？
中国特殊的体制，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改开初期的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这几年，随着“制度自信”的确立，以及反腐整肃带来的执行力提高，“资源调配”的思路和手段，逐渐有重剑无锋大开大阖的架势。
中枢机构发起的这两场战役，本质上也是“调配”：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两场战役的胜利，将明斯基时刻的争论，打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今天，如果没有两场战役的胜利做后盾，恐怕没人敢大大方方地把“明斯基时刻”这个词儿说出来。即使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去库存和供给侧改革，经济数据和银行坏账率恐怕难以想象，届时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尤未可知。当然，因为利益的“调配”，本来的埋单者变成得益者，本来的得益者变成埋单者，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中国特殊的体制，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改开初期的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这几年，随着“制度自信”的确立，以及反腐整肃带来的执行力提高，“资源调配”的思路和手段，逐渐有重剑无锋大开大阖的架势。中枢机构发起的这两场战役，本质上也是“调配”：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两场战役的胜利，将明斯基时刻的争论，打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在体制机制上，比如投资决策做一个项目，民营企业马上就可以干，三个月就可以干出一条线，国有企业可能连决策权都没下来。民企决策快、建设快、投产快，而国企决策慢、循规蹈矩，生产和回款慢，在节约成本上，也没有民营企业有那么多手段，最后磨磨唧唧一个生产线人家一年都干完了，你可能还在等决策，等决策干完了，市场可能变化了，人都把钱都赚回去了。所以，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不解决，国企根本没办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去产能本身并没有多大困难，困难的是去产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员工安置。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好多大半辈子都待在单位，你让他突然下岗，他可能也不知道做什么。国企员工潜意识也停留在计划经济的状态，国有企业应该养员工，所以解决起来比民营企业困难太多，代价也很高。”“国企还好点，我们民企员工什么都没有。老板什么都没说，就让回家待着，等通知。”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曾经在中国的经济改革里起了很重大的作用，能起作用的核心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问题。但地方政府竞争有是条件的。要求地方经济结构要比较相似，地方政府手里掌握的资源要比较相似。但是东北不是这样的。东北是苏联式的经济，它有大量专门化的资产，使得地方经济之间非常不同；而且大量资产的主体不在地方政府手里，而在中央手里。哪怕是中央和地方共管的，但是它的结构严重不同，导致了地方之间无法竞争。这是最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在中国普遍行之有效的地区竞争机制，在东北是无效的。没有有效的地方竞争，东北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这个机制在东北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不是东北人没有企业家精神，更不是东北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东北人都跑深圳去了。东北人闯的精神很强，办企业发财的人非常多，但基本不在东北。这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问题是东北问题的关键。
改革面临的真正困难是隐性利益集团（实际上包括了国有企业的一些管理层）的隐形阻挠：一是把自己的利益目标加载在一些非常“高大上”的口号上，例如“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党的经济基础”、“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反对搞私有化”等，通过舆论宣传，骗取民众支持；二是利用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在信息获取和认识上的局限，煽动和“绑架”他们，让他们误以为改革就是要让他们受损，从而给政府和改革施压；三是研究、揣摩高层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把自己的利益目标包装得与高层价值一致，进献与高层价值观一致的言论和建议，获得高层认可，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利益目标巧妙地变成了高层意志和国家意志；四是通过“院外活动”干预改革决策，使其对自己有利或避免使自己受损。总之，隐性利益集团的隐形阻挠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和敌人。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富于欺骗性。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央历史上，第一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换句话说就是，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位晋升政治局委员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从1995年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出任政治组组长，负责阐述十四届五中全会政治文件中最重要的“十二大关系”，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陪同出访，并协助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2002年10月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最高领导人几乎所有国内考察、对外访问时陪伴左右，直接参与“科学发展观”理论起草工作；到十八大上跻身政治局，随后成为习外访、视察等出行活动的第一位陪同人员——先后辅佐三任最高领导人，被誉为中国“离最近的人”，在党内享有独特地位。
日本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在制造业之外：当日本国内投资回报降低，日本企业投资资金减少、盈利压力加大的时候，日本的创投体制、金融体制，并没有以足够高的速度挖掘出充分的创新机会。宏观方面产业升级换代速度降低，微观方面也就必然体现为企业竞争力的下滑。文化或者所谓国民性，并不是日本制造的核心问题：日本制造的成功和失败，虽然与匠人精神有关，但是放在更大视野中，仍旧是与回报率下滑下的投资萎靡的紧密相关。目前的日本制造业泥沙俱下乱象，并非当下犯错，而是“失去二十年”的后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经济已经付出代价，其最坏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中国，或许是最应该从日本成败中汲取教训的国家。
知道为什么闹得不可开交的萨德问题，怎么突然就冰释前嫌了吗？知道历史性大会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政府首脑，怎么就是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夫？知道这次大会后，为什么特朗普成了访问中国的第一个外国国家元首？三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意味着一场大棋局正在拉开。今日的东北亚地区具备了地缘战略冲突所具备的诸多要素，使得东北亚地区成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最具敏感性的地方之一。这其中，如何构建新型的中日韩关系成为了我们创造新亚洲必须思考的重中之重。中日韩突然互动加强，毫无疑问会牵动美国目光。因应这种变化，俄罗斯、印度、k8凯发澳大利亚、东盟、朝鲜等国的外交，也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东北亚的形势，现在还相当诡谲；但正是这种危机，更见诸领导人纵横捭阖的功力。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合纵连横，正在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