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史学化”的潮流下，现代作家的史料整理依托数字化时代的存储媒介开启了新征程。在对现代作家诸多史料的整理中，现代报刊中的作家手迹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现代报刊中作家手迹的刊载相对零散且数量较少；二是相较于现代报刊中的文字“排印体”，手迹“影印件”的释读难度较大。在此情形之下，现代作家的手迹辑佚似乎在整个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中偏于“小众”。然而，无论是从文学史更新建构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数量较小的手迹却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它既是“情境文学史”[1]建构的重要元素，也是现代文献学研究向“物质文化史”[2]方向进展的重要材源。举凡刊登之目的、制作的方式、内容的呈现，无不承载着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密码。从这些意义上看，沪版《大公报》在1948年末至1949年刊登的这一批作家手迹，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它不仅是作家私人文献的集中呈现，也回应了战后文坛的热点问题。它们之于作家生平史料研究、战后文坛现象研究、作家创作心态研究以及现代文献学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沪版《大公报》上的这批作家手迹刊登在文艺副刊《大公园》“作家手迹”专栏，自1948年12月10日开始至1949年1月28日结束，《大公园》共刊登了10期“作家手迹”。关于这一批手迹，刘北汜回忆说系19位作家提供，实际上是21位作家。在专栏首期的“引子”中，编者说明了刊登这些手迹的目的：“从新文艺运动展开以后，中国已有了不少卓越的作家。他们的手迹有的已为读者所熟知，有的还不为人知道。本刊很想做一番搜集工作，并陆续介绍给读者。希望读者们多供给材料，不论用与不用，原件均退还。”[3]可见编者意在传播尚不为人熟知的优秀作家手迹，同时也借“手迹”这种形式增加读者的阅读兴味。
沪版《大公报》是《大公报》在上海的一个分支。《大公报》于1902年6月创办于天津，至今仍在继续出版，创办人是英敛之。《大公报》的发行周期较长，经历了“英敛之、王郅隆、新记公司时期、宣布新生以后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时期，以及作为爱国报纸在香港继续出版的时期。”[4]1其在全盛时期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个版本，成为与《申报》《新闻报》等大报齐名的报纸。沪版《大公报》创办于1936年4月10日，属于“新记公司时期”，此时期《大公报》在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的带领下发展到鼎盛，每日发行数万份。但是这种繁盛的局面只维持了不到两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导致《大公报》在1937年12月14日被迫停刊。1945年抗战胜利后，沪版《大公报》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复刊。k8凯发官网战后《大公报》的主要文艺副刊有《文艺》和《大公园》，这21位现代作家手迹即刊登在《大公园》“作家手迹”专栏。
《大公园》于1946年6月14日创刊，同年10月11日出间日刊，最初由吴岩、孙家晋等人主编，1946年9月2日起由陈伟球负责，1948年10月9日以后由刘北汜担任主编。据陈伟球回忆，王芸生请他担任《大公园》副刊编辑时说：“你可以在《大公园》中多发一些趣味性稿件，改变一下面貌。”[5]201在陈伟球的推动下，《大公园》不仅趣味性强，还经常就国内局势发表一些辛辣的评论和讽刺的杂文。此外，《大公园》于1946年9月17日起开辟了诸如《文坛人物志》之类的特色专栏，这类文章最早是从1946年9月17日刊登子冈采访沈从文的稿子开始的。之后，刘北汜以“董桑”为笔名，从1946年9月下旬开始，每天发表一篇千字左右的《文坛人物志》，他写过的人物包括朱自清、巴金、李广田、方敬、卞之琳等12位现代作家，其中有不少作家是刘北氾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或是其认识的文人。这些文章描述作家生活的一个侧面，语言简练生动，颇受读者欢迎。继刘北汜之后，章存、许牙、鲁迟等人还写过端木蕻良、郁达夫、叶以群等30位作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刘北汜担任《大公园》编辑，上文所述的21位作家手迹才得以在战后险恶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大公报》版面缩减的情况下刊登在《大公园》上。
1947年下半年，为维持生计，《大公报》刊登的广告渐多，加之其他副刊也逐渐办了起来，《大公园》的出刊频率有所减少，由原来的每日一期改为每周四五期，版面也由原来的每期半刊改为每期三分之一版面。在沈从文的引荐下①，刘北汜初进《大公报》就与萧乾一同负责副刊《文艺》，又因沈从文与萧乾在文艺界的地位而与上海文艺界关系密切。接任《大公园》主编后，刘北汜“思想上着重一个‘杂’字”，致力于将《大公园》“编成一个综合性的副刊，以较大的读者面为对象，注意长短文章搭配，各门类文章搭配。”[5]213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大公园》开辟的专栏有“书话”“旧剧透视”“影坛漫步”“书刊简介”“文化人群像”“作家手迹”“小小说”等。“作家手迹”作为《大公园》的特色专栏，先后发表了巴金、靳以、许杰、胡风、艾芜、沈从文等作家的手迹，由魏雨、汪载歌、穆门等人在手迹旁作一两百字的说明。这三人应是《大公园》副刊记者，其中工作最早的是穆门，他1948年4月25日就在《星期文艺》副刊发表过文章，魏雨和汪载歌则工作较晚。有关这三人的资料很少，从三人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的情况来看，他们在1949年3月之后就未再发表过文章，也无法考证三人的真实姓名。
综合上述史实可以推测，沪版《大公报》能刊登这批作家手迹，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人缘优势。《大公园》副刊主编刘北汜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与沈从文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又与萧乾一同编辑《文艺》副刊。沈从文和萧乾都曾主持过该副刊，巴金、李健吾、靳以等都是该副刊的重要支持者，凭借这个优势，刘北汜得以结识这些作家并与之私交甚好。在负责《大公园》之前，刘北汜就曾发表过与这些手迹作家相关的文章，因此《大公报》能得到这批作家手迹，刘北汜功不可没；
二是地缘优势。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出现又一次人口迁徙，大批文人将目的地或旅途中转站设为上海，即使不能返沪，许多作家仍选择将文学作品留在上海或寄回上海发表，沪版《大公报》能在这一时期刊登出这批作家手迹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三是出版局势。40年代后半期，为占领上海这个具有特殊文化与政治意义的城市的舆论优势，各派报纸期刊纷纷抢夺文化高地。此时战后作家随文化政治中心由西向东迁徙，许多作家创作尚处在复苏期，一时未能写出长稿。如这一批手札中，有不少是对《大公报》约稿的复信。
在中国近现代期刊报纸出版史上刊登作家手迹早有先例。如1937年《宇宙风》刊登的废名手迹[6]，1944年《杂志》刊登的周作人等人的手迹[7]，但是从集中程度和数量上看，当属《大公报》为第一。这批手迹或反映作家日常生活和心态，或反映战后文坛编辑现象。现将这批手札逐一转录、归类如下，并做详细辑述，以此窥视战后文坛面貌。
战时社会动荡，加之医疗条件恶劣，一些作家因流离迁徙无法安下心来写作，或因营养不良导致健康状况恶化。1943年2月20日，在医院治病的鲁彦写道：“我入院医病已二月余，还不能起床，这几天又刚二次开刀，转侧也困难。王鲁彦，二月廿日。”[8]王鲁彦在桂林主编《文艺杂志》时，工作繁重，生活清苦，痔疮及其他病症齐发，刊物出至二卷一期时鲁彦便入院割治，将编辑工作交由王西彦负责。1944年1月22日夜②，王西彦到桂林后，客多事忙，有感写作：“到桂林来后，简直不能写文章，心里乱糟糟的，原来在乡下很安静，要是单为了写作，应该留在乡下。西彦顿，一月廿二日夜。”[9]1940年，患有严重肺结核的繆崇群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对于我，希望你也能寄予同情，我还活着，我还不时的‘写作’，都是因为我只能活在友人们的同情与鼓励的圈子里。崇群，六月廿日夜。”[10]除这份手迹外，魏雨还介绍了《中南报》副刊刊登的繆崇群书简两则，其一云：“你真是一个好心的孩子，你不用称呼我做大哥吧，我惭愧我太脆弱了，我从青年人的心中得到一种活力，可宝贵的活力，但是这种活力我常常战战兢兢把握了它惟恐失掉，大人线]又一云：“前天我修好自己的表，今天我又给人家修好了一支表，我非常高兴。现在两只表在我面前的的答答的走得很起劲，我似乎很够一个英雄的笑了。”[10]1944年，在贵州辗转生活了八年之久的蹇先艾开始计划他的北平之旅，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颇有意明年暑假后再去北平，须视时局，交通及个人的准备情形而定。先艾，三十日。”[11]这里还发表了沈从文1944年写的短诗：“一切在圮坍中，只是让它圮坍，寄托希望于未来，从文。”[12]这首诗应是沈从文的佚诗，从诗歌内容看，沈从文对时局的判断有些悲观，但是仍然寄希望于未来。这些手迹表现了战时作家的思想印记，无论是环境还是身体的原因，心境的不安定是他们普遍遇到的问题。
一是生活动态。抗战胜利后，通货膨胀加剧，加之没有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作家的境况较战前更糟糕。在杭州乡间潜心译著的孙用写道：“我在此生活，全赖收靠不住的稿费和借靠得住的债度过去。用之，一月十七日。”[13]1948年12月2日的《大公报•文化街头》刊登了沙汀病重的消息并为其筹款，范泉于2月8日向《大公报》投稿：“沙汀兄卧病，确系事实，沪上友人可以帮助，但亦须不使朋友们负担过大，影响自己生活为原则。范泉，八日。”[14]战后生活的窘迫，不免使一些作家怀念起战前在昆明的生活，1948年12月，李广田在给上海友人的信中附上自己的照片，并附言：“此照相摄于昆明，一月初五，面庞倒有点生气的样子，尤其头顶上那一撮须发，更显得不安分了。”[15]照片中的李广田神情严肃，似有心事不能诉说。
李广田的友人方敬此时感慨道：“我很怀念昆明，昆明的朋友，说不定什么时我会忽然出现在翠湖之滨的。方敬，四月十八日。”[16]昆明自1941年后基本没有遭受过日军空袭且山水宜人，吸引一众文人聚集，无怪李广田等人要怀念昆明了。1946年郁达夫去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引起一些文艺青年的感触。他们由郁达夫的死想到王以仁，这个因失恋自杀的幻灭青年，很像郁达夫笔下苦闷的“零余者”，继而又想到王以仁的好友许杰。在给一个青年的回信中，许杰写道：“如果你自己能够看得清楚，不为环境所转移，那么多经历一些各种的生活，也是好的。许傑，十五日。”[17]许杰在王以仁去世后整理了他的作品，否定了他窄小的创作生活态度，并对文艺有了更积极的见解。
许杰在王以仁去世后整理了他的作品，否定了他窄小的创作生活态度，并对文艺有了更积极的见解。林辰在编写《鲁迅事迹考》时得到了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和孙伏园的很大帮助。1948年2月许寿裳去世后，林辰收藏了与他的往来书信并给好友写信：“目前趋访，畅谈为快，弟藏许寿裳翁函一通。林辰，三月三。”[18]1948年8月26日，洪深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目前中国电影正在摸索中，南洋有销路如昆仑者，每片亦有约二百美金之收入，尚可一为，其他则甚难说也。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19]缺少南洋华侨资金支持的上海影业发展一度停滞，此时中国电影向南洋传播的主力是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洪深在信中表达了他对于中国电影业发展的担忧。这些反映作家生活动态的手迹传达了三点问题：一是作家受战后通货膨胀困扰，生活窘迫；二是一部分作家对战后生活似乎并不满意；三是战后文艺界受局势影响，发展并不乐观。
二是创作动态。1948年3月29日，黎烈文在信中透露了其译作：“日前由邮寄上拙译《伊尔的美神》一册，不知将到否？黎烈文，三月廿九日。”[20]1948年6月14日，端木蕻良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自己的小说③：“我最近写了一篇《野狼》，是电影小说。端木，六月十四。”[21]1948年8月6日，田涛给友人写道：“弟来无锡，借居友人处，在此生活较安定，拟将计划中的长稿完成。田涛，八月六日。”[22]战后戈宝权致力于翻译苏联作品，他写道：“费奥多尔•马尔科维奇•李文（Fyodor Markovich Levin ）是位批评家，在苏联的文艺刊物中常可见到他的批评文字。戈宝权，十一月三日。”[23]这些手迹反映了这些作家在自己专攻的领域开始了创作或计划开始创作，表现了他们对创作的热情。
1946年6月，靳以回到上海，打算办文学刊物《文群》，却以失败告终，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近来杂志多倒了霉，只是我们还不能放弃，还需努力从事写作。靳以，十一月十九日。”[24]李健吾和郑振铎合办的《文艺复兴》也未能逃过厄运，1946年12月《文艺复兴》已脱期两月，1948年复刊后，为广泛征求稿件，李健吾写道：“以后希盼源源赐稿，此刊物得充实光辉，深恳惦记，谨此先复。李健吾，三月十八日。”[25]另有孔另境主编的《今文学丛刊》，此刊物仅出两期便停刊，1948年2月1日，罗洪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对此事的关心：“《今文学》停刊殊可惜，如遇另境先生，希代候之。罗洪，二月一日。”[26]王统照就1948年《江南曲》再版发表了他对诗集刊印的看法：“市坊前出诗集殊太简陋（装排），毫不美观。王剑三，九月廿四日。”[27]对于诗集的刊印，王统照认为字体大些好看，至少要用旧五号字，行列间要疏朗，每页周围能加线更好。相比于这些人，巴金则显得很有激情，他写道：“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撑宇宙的两根支柱。芾甘。”[28]他一面要忙于写作，一面要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务，但做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他从没有气馁过，谨严的握着笔，写下了不少文章。这些手迹呈现了战后出版业艰难复苏的局面，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战后刊物出版受到严格管制；二是战后用纸紧张。这一时期，刊物的生存不仅与刊物的经营出版状况有关，还与政治联系密切。稿件的发表成了与政治和思想政策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工作，编辑的审美情趣和读者的阅读要求对稿件的影响在减小。
这批手迹的写作时间集中在1948-1949年。通过对手迹内容的分类考释，可看出战时作家生活困顿，健康状况也出现了问题，创作心态又受战时局势影响而难以平和。战后作家生活条件并无改善，又受制于文艺政策，创作一度停滞，出版业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剧烈动荡的政治格局、巨大而抽象的战争恐怖既改变了文艺界的既有环境，也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态。
“名人留下来的文稿，即便只言片语，也都值得珍惜。但有些东西是给人阅读、品味的，有些东西则是供查阅、使用的，功能及价值不一样。”[29]“手迹”，《辞海》释为“手写的墨迹”[30]4123。手迹最大的价值就是其独特性，现代印刷品都是“机械复制的艺术”，是没有书写个性的，但手迹无论是字迹大小、笔墨轻重、换墨节奏还是书写流畅与滞涩等处处都体现出写作者的个性。中国拥有漫长的手稿研究传统，传统手稿研究多与版本学、校勘学结合并以此为研究方法，如唐代以降对石鼓文的研究、晋唐对敦煌文本的研究。然而，手稿研究到了近现代时期却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正如学者冯铁所观察的那样，中国手稿学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和精湛的技术，一方面被边缘化了。”[31]近年来，随着舒乙、王锡荣等人先后提出建立“手稿学”④并为这一学科建设积极努力，学界才开始重视手稿研究。而在西方，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手稿研究体系。中国现代手稿研究一方面受法国学者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的“文本生成学”[32]5影响较大，着重阐释作品的诞生过程，从而有效解释作品的形式和意义；另一方面以传统文献学、史料学为方法居多，着重于手稿的内容，往往是对手稿进行介绍和手稿背后的史实挖掘，停留在“应用手稿学”④层面。
从手迹写作时间来看，《大公报》上刊登的这批手迹，前后相距近十年之久，是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文坛的补充资料；从写作者身份来看，涉及作家、编辑、翻译家，且大多是当时活跃于文坛的人物；从写作内容来看，又包含作家生活与创作动态及此时刊物的出版情况；从手迹形态来看，这些手迹整体排列规整，较少修改，总体呈现气韵生动的美感，有不少还是对作家笔迹的第一次披露。
一是增补了作家生平研究中稀见的史料，具有史料学价值。首先，丰富了作家生活研究的内容，填补了作家作品集的残缺。如王西彦在桂林负责《文艺杂志》时因迁徙流离无法静心的情绪体验；端木蕻良提及的电影小说《野狼》。其次，完善了相关作家的年谱。如经考证的王鲁彦手札，能够补充其在1943年2月20日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医病的时间、情绪状态等；1948年3月18日，李健吾为《文艺复兴》广泛求稿等。最后，补充了相关作家研究的史料。这批手札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沈从文的那则短诗。据魏雨介绍，这首诗写于1944年，但是无法考证这份手迹是沈从文1944年创作的原稿，还是他之后将这首诗誊抄赠予别人的字。但无论哪种情况，这首诗直到1948年12月13日才发表，背后恐怕另有原因，这也许是沈从文借对战时形势的看法表达自己对命运即将发生改变的坦然。“圮坍”是沈从文常用的词汇，那么此时沈从文心中是什么“圮坍”了呢？联系沈从文战后的经历可知，此时的沈从文像是时代巨变中的“唯一游离分子”[33]84。他坚持从文学出发来重新理解和建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这不仅难以能得到文化界的支持，还容易被误解为是其他党派的帮闲。沈从文所谓的“圮坍”应该就是指他此时试图用文学、人性重塑政治的理想在当时社会行不通的悲哀。他悲哀的原因除了他意识到自己所信奉、追求的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与新时代相左，且难以被接纳之外，恐怕还与他此时感受到一种仿佛置身于整个世界对立面的孤立和孤绝有关。尽管对现实失望，但他还是将希望寄托于未来。沈从文这则短诗作为研究他的补充史料，能够体现沈从文1948年底在文坛所处的心态，且这首佚诗可以丰富沈从文作品集。
二是展现作家思想中隐秘的私语空间，具有思想史价值。这批手迹大部分是书信，书信这种私密性很强的材料历来被认为有直接的史料价值，其中涵盖写信人的思想动态。以靳以为例，随着大批流散四方的作家及文化出版机构返沪，上海正逐渐找回在战时失去的文化中心地位。靳以也于1946年6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上海，立志创办文学刊物《文群》，但却在数次登记后被告知“根本人不对”[34]，当局更是以此为由将《文群》列入“应予禁售杂志书籍名单”[34]。多日的奔走变成了一场黑色幽默，靳以只能用“倒霉”表达自己的无奈。此外，“作家手稿的形态，不仅是作家思想结晶的外化和存在方式，也是作家性格与学养的表征，还是作家写作方式与习惯的线]从这些手迹的形态也可隐约看出作家那时的思想轨迹。如繆崇群和王鲁彦的笔迹写得一板一眼，较为吃力，这是病后身体无法支撑书写所致，表现出他们为病痛折磨的心境。
三是反映了《大公园》副刊的排版情况，具有文献学价值。“作为一份闻名遐迩的报纸，《大公报》的副刊具有鲜明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内容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精神的、文化的和实际生活的需求。”[36]448创办伊始的《大公报》即设有带副刊性质的“杂俎”⑤，其后《大公报》的副刊与它的社评、新闻通讯和“星期论文”一起被称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⑤。《大公园》在《大公报》中生存良久，津、渝、沪、港版《大公报》均保留了这个副刊。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文艺的短暂复兴很快被严厉的管控制度扼杀⑥，《大公报》被迫缩减版面，《大公园》在一众广告中艰难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手迹”专栏仍然占据副刊约六分之一版面，且用疑为陀思耶夫斯基的肖像漫画、字体加粗、附印作家照片等形式吸引读者眼球。上世纪40年代后期，“是中国有出版业以来最差的出版时期”[37]，在纸张质量差的情况下，《大公报》依然印刷了这批手迹，这显然是编辑有意为之。论者认为编辑的目的有三：一是这种排版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因战争导致的作家间联系的裂缝，还能告知读者此时的文坛动态；二是编辑借作家的生活动态折射普通百姓的生活，以此呼吁和平；三是增加读者阅读兴味，刺激销量。以往学界对报纸副刊的研究大多关注副刊内容，很少会关注版面，而实际上版面布局也是文献价值的一方面。这些手迹的版面布局体现出编辑的用心，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
综上，这21位作家的手迹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在史料学方面，能够补充作家生平资料的同时，还能呈现上世纪四十年代文坛的面貌；在研究作家思想史方面，能够帮助我们进入情境文学史，解密作家手迹形态背后的思绪状态；在文献学方面，对这批手迹的排版研究可为其他报纸副刊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正如张鹏禹所言：“和整齐划一的印刷本相比，手稿中有着作家的生命体温，其字体造型、笔画线条、章法布局，往往投射出作家书写那一刻的情绪心理。”[38]手迹记录着作家的思想轨迹，有助于我们还原理解作者生动的运思过程，承载手迹的印刷介质也隐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当下文学史料的研究者多重视史料的“内容”并借助内容来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但是却容易忽略史料的“外表”，因而也忽略了对文本史料的“物质性”考察。近期伴随着手稿学研究的热门，人们开始注意印刷文化及相关物质性的因素在文献研究中的作用。具体到现代报刊中的作家手迹影印件，将来亦可成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在那个时期，《大公报》上的这批手迹或许在新的文化史研究思路下得到重新的关照，进一步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内部细节和多维侧面。
① 据刘北汜回忆，1946年9月1日，他携沈从文介绍信到上海找到《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协助萧乾编辑《文艺》副刊。参考刘北汜《最后三年的大公报·文艺》，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第199-206页.
②1942年12月，《文艺杂志》出至二卷一期时，鲁彦病重。联系信中“入院医病已二月余”及落款时间，可推断鲁彦的手迹写于1943年2月20日。1943年12月底，鲁彦的身体已彻底丧失工作能力，商请王西彦代为编辑《文艺杂志》。王西彦遂离开衡阳，暂住桂林，根据落款时间可知是1944年1月22日。关于鲁彦病重时间和王西彦接替鲁彦编辑《文艺杂志》的时间，参考云仙、敏之、定与的《王鲁彦与〈文艺杂志〉》，载《南充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60-68页.
③1948年11月中旬，因加剧，端木蕻良与《大公报》记者方蒙等人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949年《求是》杂志第2卷第2期刊登的广告中提及了《野狼》，但这部小说至今下落不明，《中国新文学史》只存残稿。参考铁岭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百年端木蕻良》，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9页.
④关于“手稿学”“应用手稿学”的概念，参考王锡荣《手稿学、理论手稿学与应用手稿学》，载《南方文坛》2024年第1期第47-52页.
⑤关于《大公报》副刊特色的介绍，参考汤林峄,刘小琦《大公报副刊建设的历史脉络及价值差异》，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62-165页.
⑥据统计，上海1948年仅有9个期刊创刊，1949年则减少为4个。统计数据来自鲁深《晚清以来文学期刊目录简编（初稿）》，参考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 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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