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这家素有00后之称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却频繁出现在监管机构的处罚名单上。同时，近年来一直居高难下的不良贷款率，也反映了其面临的风险敞口仍然很大。
此外，浙商银行的内控管理水平似乎与的业绩形成了鲜明对比，多位高管陆续辞职或被查，成为专家口中为了提升业绩而放松内控管理的典型之一。
10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罚单显示，浙商银行重庆巴南支行因信贷管理不到位，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被罚25万元。时任浙商银行重庆巴南支行副行长魏琪被罚款5万元，时任浙商银行重庆巴南支行客户经理彭建锋被警告。
浙商银行于2004年8月正式开业，是全国第13家A H上市银行，也是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
光环加身的浙商银行，本应以稳健的经营和良好的风控能力赢得市场信任，但实际上却因频繁的违规行为和管理漏洞，被监管部门多次处罚。仅去年及今年上半年，浙商银行累计收到罚单金额超过3000万元。
自2023年起，浙商银行违规行为屡遭曝光，罚款金额之巨、频率之高令人咋舌。
例如，2023年12月，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因采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被罚没合计1734.5万元，成为单笔罚金之最，同时涉及多名责任人被警告或罚款。
2023年11月，浙商银行兰州分行因未准确识别风险造成大额资金损失、贷款资金回流借款人、向四证不全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被处以130万元罚款，多名责任人被警告或罚款。同月，浙商银行贵阳分行因存在多项违法违规行为，被处罚款160万元。
进入2024年，浙商银行被处罚的势头并未减弱。5月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州监管分局公布的一张罚单显示，因项目贷款发放不审慎、流动资金贷款发放不审慎、未严格审查贸易背景真实性开立信用证、贴现资金回流至出票人，对浙商银行湖州分行罚款125万元。同时，浙商银行湖州分行安吉支行行长王必恺被警告。
今年1月，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因6项违法违规行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合计302.5万元。同日，浙商银行扬州分行因虚增存款、票据业务贸易背景不线万元。
梳理浙商银行的被处罚事件，不难发现其违规行为涉及多个方面。其中，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成为重灾区，这一行为直接损害了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客户的合法权益。
此外，浙商银行还因违反反洗钱规定、信贷管理不严等问题多次受到处罚。这些违规行为不仅违反了金融监管法规，更折其在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的缺失，对银行声誉、业务发展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频繁的罚单不仅给浙商银行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还对股东和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虽然浙商银行在2023年实现了营收与净利润的双增长，但持续的负面消息已对股价产生影响，投资者对其增长的可持续性持保留态度，股价表现疲软，进一步影响了市场的信心和投资热情。
在金融行业加速变革的今天，合规经营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浙商银行要想重塑市场信心，必须从根源上加强内部控制与合规文化建设，严守金融监管红线，才能不负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名。否则，再多的业绩增长也无法掩盖内控失效的硬伤，更无法保证长远的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浙商银行以迅猛的扩张步伐，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但在这份光鲜的成绩单背后，浙商银行还面临着一系列棘手难题，如同一块巨石，压在了前进的道路上。
8月29日，浙商银行发布的2024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营收352.79亿，同比增长6.18%，净利润79.99亿元，同比增长3.31%。
乍一看这个业绩似乎还不错，但与去年同期的净利润增速一对比，就会发现增速下滑严重，因为去年同期的净利润增速为11.03%。
与此同时，浙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最近三年以来一直居高难下。截至2024年6月末，浙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3%，2023年末为1.44%。
虽然，浙商银行在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从2023年末的2.48%下降到了今年上半年的1.26%，但在过去几年浙商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高比例押注，成为了其资产质量下滑的主因。其中，2021年至2023年间，浙商银行的房地产不良率从0.62%飙升至2.48%。
2023年，浙商银行前十大贷款客户中，房地产企业占据半数，其中第一、第三、第五均为房地产客户，所占金额比重最大。这表明浙商银行在享受房地产业带来的高收益的同时，也承受着行业下行带来的巨大风险。
除了房地产行业，浙商银行在其他行业也频繁踩雷。近年来，浙商银行涉及的不良贷款企业包括乐视控股、安信信托、康美药业、北大方正以及浙江本地的新光控股、银亿股份等。这些企业的暴雷不仅给浙商银行带来了经济损失，也暴露出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
关键是，不良资产增长带来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在衡量银行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指标——资本充足率上，浙商银行也呈下降趋势，由2019年的14.24%下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12.86%。在银行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浙商银行2024年上半年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38%。
从全行业平均水平来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5.53%，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3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4%。
近年来，浙商银行的高层人事更迭频繁和贪腐问题，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另一大隐患。
自2021年以来，浙商银行高管团队如走马灯般更换，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0位高管离职。比如，8月18日，浙商银行发布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张荣森因个人原因辞职。而这与8月9日张荣森被聘任为行长，前后间隔不到10天。
此外，早在2021年6月，在浙商银行任职17年的前任行长徐仁艳离职。同时，副行长徐蔓萱、副行长及首席风险官刘贵山等相继离职。2022年2月，副行长吴建伟及行长助理盛宏清均因个人原因辞职。2023年4月，刘龙辞去公司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秘书职务。去年12月，林静然为新任副行长，但首席审计官姜戎辞去现有职务。
这种高管团队的不稳定性不仅影响了浙商银行的决策效率，也使得战略执行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新上任的高管往往需要时间来熟悉业务和团队，这期间必然会出现管理的空窗期和决策的滞后性。而且，不同高管可能有不同的管理风格和战略方向，频繁更换使得银行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发展共识。
更为严重的是，管理层的贪腐问题也是浙商银行管理失控的重要原因。例如，2023年2月，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披露，浙商银行前任董事长沈仁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在此之前，该行上海分行前行长顾清良因、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邹建旭等也被查。贪腐行为不仅侵蚀了银行的资产，更破坏了银行的内部生态，使得原本应该公平、公正、透明的商业环境变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背景下，2023年，浙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陆建强首次提出了善本金融理念。这一理念强调的是金融的初心和本源，即服务实体经济、造福社会大众。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善本金融理念有助于引导浙商银行更加注重社会责任，提升其在社会中的正面形象。通过强调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银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容忽视。在管理层频繁变动、内控不严的背景下，善本金融理念的践行之路显得步履维艰。
一方面，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表明浙商银行在风险管理和资产质量控制上仍存在较大问题，这与善本金融追求的稳健发展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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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频繁的监管罚单和合规内控问题，显示浙商银行在实际操作层面与理念倡导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使得善本金融更像是空中楼阁，难以在实际业务中得到有效落实。
面对内忧外患，浙商银行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必须首先解决管理层的稳定问题，重建公众和市场的信任。对于善本金融的美好愿景，浙商银行需要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加强内部控制，严格合规管理，同时有效控制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的资产配置，否则将失去前行的方向。